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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孤独与困惑‘江南JN体育登录入口’

2024-02-09 01: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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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他们的孤独与困惑

■本报记者 刘建新 孟国庆

身边的孤独

搜救队员也不时感到孤独,这种孤独首先来自内心。

他们的孤独与困惑

■本报记者 刘建新 孟国庆

身边的孤独

搜救队员也不时感到孤独,这种孤独首先来自内心。

一位搜救队员告诉记者,每次搜救结束后,他们都会立即离开现场,落水者家属和新闻记者到来时,往往见不到他们。

一来,他们把人救上来,任务就算完成了,没有必要呆在那里让人感谢;二来,一旦人救不活,那痛哭流啼的场面实在让人揪心,这对自己的情感是一种折磨。

更多的时候,这种孤独来自身边。

最常遇到的是有人问:你们救一个人能挣多少钱?

一次,一位队员救人时被划伤,被紧急送到一家诊所包扎。因为没带钱,诊所的人硬是让搜救队员你10块他20块地凑够了钱才离去。

一位队员说,我们根本没有让人家免费的想法,可这边急着救人,那边急着要钱,你说我们心里啥滋味。

队员潘保柱长得像电影演员胡军。这位硬汉子说,洛河边平时钓鱼的人很多,其实,很多时候,钓鱼者也是可以救人的。

有一次,一名妇女落水,同伴想借钓鱼者的鱼竿去救她,谁知,那人收起鱼竿走了。

也有部分溺水者家属不理解搜救队员。一位队员说,溺水者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生还希望,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

可在确知溺水者已没有生还可能,我们又尽力救助的前提下,有些家属硬是逼着我们再次下水。要知道,搜救一次耗费的体力是非常大的。

他们在悲伤的同时,忽略了志愿者的身体和感受,这样的事情多了,会让人心寒。

更让人心寒的是获救者的冷漠。

到目前为止,搜救队共成功挽救了17人的生命,其中有一名妇女被救了3次,但没有一个人主动表示感谢。

一位队员大度地分析说,自杀的人大多是失落者,可能他们并不留恋这个世界吧。有位队员说,我们虽然不在乎别人的感谢,但从整个社会来考虑,爱心确实需要互相激励、互相感染,如果大家都缺乏感恩之心,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冷漠。

难解的窘境

孤独是可以战胜的,但这一次面临的窘境,让这群汉子有点儿束手无策。

赵振杰认为,公安部门确实没有给搜救队提供信息的义务,不能要求公安部门按照搜救队的想法去工作。但在内心深处,他和搜救队队员们仍强烈渴望想把这个善举继续保持下去。

警方为何作出这一决定呢?

市110报警台副主任李颖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发出这个通知的出发点是为了保障搜救队队员的安全。

他说,今年洛河水面溺水事件频发,水上义务搜救队的队员几乎每次都和民警同时赶赴现场,非常辛苦。频繁出动会造成队员疲劳,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因此,才让出警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酌情决定是否通知搜救队。

其实,对向水上义务搜救队提供溺水信息,警方一直颇有顾虑:尽管双方有口头约定,并且搜救队队员也表示为自己在搜救时意外负责,可水上义务搜救队做的是公益事业,一旦搜救队队员发生意外,110报警台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一次,市110报警台的工作人员与赵振杰商谈时曾表示:公安部门能否直接向水上义务搜救队这样的民间自发团体下达救人指令?发生意外后如何划分责任?这些在法律上仍是盲点。

警方的初衷是善意的,警方的顾虑也不是多余的。

客观地说,没有警方的支持,搜救队不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而实际上,搜救队成立至今,给予搜救队最大支持的就是警方。搜救队员在紧急去现场时,交警往往一路放行;发现搜救队员下水时没有救生设备,市110报警台指令基层派出所配备救生绳、救生圈和救生衣……

从深层次上说,搜救队面临的困境,其实不是信息传达模式的问题,它只是一个导火索,把搜救队成立至今一直没有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暴露了出来:搜救队与公安部门达成的口头约定,能否使公安部门置身风险之外?搜救队员与搜救队签署的协议,到底有多大法律效力?一个没有社会防护机制的志愿者组织,到底能走多远?社会有没有权力让义务救助者长期背负自身安全的压力?义务搜救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能否以无视义务救助者自身安全为代价?

这些,已超越公安部门的能力,而需要整个社会来回答。一位警官曾私下对记者说,搜救队员无偿救助他人,确实应该支持,但公安部门支持他们的同时,却承担着自己不该承担的风险。

比如,一旦发生意外,谁能保证家属不会提出诉讼?

这个疑问,让赵振杰一筹莫展。

出路在何方

赵振杰找到市110报警台,表示自己的队员能够胜任搜救工作,希望仍能像以前那样由110报警台直接通知搜救队,但警方仍坚持自己的决定。

这时,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先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然后再“挂靠”到某个单位。

这样,有了合法身份,又有为队员安全负责的单位,公安机关给搜救队发指令就“名正言顺”了。

“挂靠”到哪个单位好呢?赵振杰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评见义勇为的部门最合适。他找到市政法委综治办指导科靳发启。

靳发启说,市政法委综治办保护和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中的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水上搜救不算“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市政法委综治办只是一个协调机构,因此也无法“挂靠”。他建议水上义务搜救队“挂靠”到市公安局……

8月15日是公安局的局长接待日。当天下午,赵振杰找到正在接待群众来访的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王心洁,向她说出了水上搜救队遇到的困难。

王心洁非常重视,当即批示由公安局警令部协调此事。但直到昨日,警方仍未作出回应。

赵振杰很苦恼,几天来,他一直在琢磨怎么走出当前的困境。

在与记者交谈时,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能不能把每个队员的电话登在报纸上?如果有人落水了,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此言一出,在座的不少队员表示反对:“电话号码属于个人隐私,怎么能随便公开呢?”

赵振杰默然。

编后:一群古都的热心汉子,为挽救他人的生命,成立了国内第一支城市水上义务搜救队。

他们不顾危险、不讲条件、不要报酬地忙碌着,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如今,水上义务搜救队出现了意料之外的困境。正如报道中所提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一个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造成的,全社会都应该更加关爱这支队伍。

政府有关部门应如何对待水上义务搜救队?社会各界又该为他们做点什么?本报欢迎社会各界对此发表看法、展开讨论,我们将予以跟踪报道。参与方式:拨打电话63232110,信寄:《洛阳晚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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